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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完这一切已经是13：30，此时新唐电视台的现场报道组，也驱车绕道东郊来到这里，入狱仪式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所谓“东风”就是警务部领导的具体指导，本来这个职责应由索正雄具体担当，而分管内勤事务的警务部陈副部长也将临场视察，但今天却有特殊情况。围捕“九美”成了头等大事，这些大人物根本不可能心有旁骛，而且最为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直升飞机也全部被调用到前方。等13：15高瑾被捕，战斗完全结束，时间又显得非常仓促。为保证得力干将的生命安全，刘稼轩临时决定索正雄以电视对讲形式进行指导。好在刚才为活捉“九美”立下汗马功劳的案件侦破指挥室，完全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于是，13：30后索正雄接替彭非，成了这个房间的主人。一年也使用不了几天的案件侦破指挥室，这一天真是忙碌非凡。

    其实，入狱仪式的全部程序都已事先排定，只要犯人不故意捣乱，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基本无须现场指导。而如何稳定入狱犯人的情绪，避免不必要的抵触，则是监狱管理方的份内之责。

    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监狱，汉都监狱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以来，一直承担着关押国家敌人的职能。最初的国家敌人是来不及逃亡的为殖民政权效劳的本国高级反动官僚，随着这批民族败类的逐渐死亡，这种性质的国家敌人已经在汉都监狱完全消失。

    第二种国家敌人则来自唐汉独立党领导集团内部。建国初期围绕着国家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唐汉独立党内多次出现分歧，并导致激烈的组织冲突。当时的唐汉独立党还保持着显著的革命党特征，冲突中的胜利方无一例外地将失败方定性为国家敌人，虽然开国总统坚持不从rou体上消灭对手的原则，但囚禁关押却是免不了的。于是汉都监狱又成了政治斗争失败者的聚集地，当然因为监舍数量有限，还必须是副局级以上的高官阶失败者。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开国总统的去世和全球政治形势的缓和，继任总统启动了温和的政治斗争游戏规则。结果，非但原先囚禁于汉都监狱的高官尽数平反出狱，而且在此后依然持续不断的党内斗争中，失败者仍被视为同志，再无入狱的记录。一时间汉都监狱门可罗雀，将其改为普通监狱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汉都监狱不久就迎来了第三种国家敌人。起因是唐汉独立党有了变革命党为执政党、消弭革命进入大同社会的主观愿望，但革命却不愿离开唐汉独立党，不断地主动找上门来。这也难怪，在社会财富还未达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不管承认与否，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矛盾始终存在。本来调节这种矛盾的最好手段，正是把执政党和革命党合二为一，让党以潜在的暴力迫使经济强势群体根据社会矛盾的预警程度，不定期地向弱势群体作出让步，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唐汉独立党计不出此，反而提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口号，真可谓不识大体。它不知这样一转变，党的屁股一下子坐到国内强势群体和国际垄断资本那里，弱势群体就会失去保护人。只要有合适机缘，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必然组成新的革命党，重复暴力夺取政权的活剧。这个道理也很浅显，你丢弃的东西就有可能被别人拾起。

    这也许就是进入和平时期后许多革命党的宿命，只要不再是理想主义者占有主导地位，追求物质利益的现实主义者，早晚会放弃革命目标的。

    既然存在爆炸性局势，合适的机缘就随时可期。果然，唐汉独立党前脚宣布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新的革命党后脚应运而生，到少年唐汉党诞生之时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就被放弃革命的执政党人宣布为国家敌人，汉都监狱马上有了新的监禁对象。而且随着革命党人总数的不断上升，被捕者也水涨船高，到杨惠娟入狱的今天，汉都监狱又重新人满为患。

    重要性的变化也会导致地位的变化。在国家敌人缺位的短暂年份里，汉都监狱的级别曾降至副处级。而近年来又因关押在这里的国家敌人日益增多，它的级别重新回升到创建时的副局级。要稳定身为少年唐汉党核心党魁之一的杨惠娟的情绪，当然需要这里的最高领导、官拜副局级的监狱长吴正森亲自出马。

    “杨惠娟，从今天起警务部把对你的看管任务交给了我们汉都监狱。我们是文明国家的监狱，你在这里会受到人道、公正的对待，凡是合理的生活要求，我们都将酌情满足。当然你也必须服从监规。”吴正森的态度还算客气，在对杨惠娟的称呼上没有加“犯”这个词。

    “倒要请教，你们对我有哪些规定？”杨惠娟泰然自若地问道。

    “首先必须按时作息，早7：00听哨音起床，晚21：00听哨音睡觉。中午12：30到14：30也可以午休。但除此之外的时间，无病不得躺在床上。其次不准破坏公物，包括不能在墙上涂鸦，要写些反映私人感情的东西我们可以提供纸笔，但必须向我们公开。再次放风时不准和其他犯人交谈和传递、交换物品。最后必须按上级规定戴上与你案情相符合的戒具。除此之外，你可以唱歌、呼喊，晚上也可以关灯睡觉。当然这在以前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