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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惠娟能在狱中受到善待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经过多年实践警方发现，性格和善的看守能给予犯人一定的心理抚慰，从而减少犯人的暴力倾向。使用他们看管绝望的死刑犯，犯人施暴、自残、自杀的发生率都明显下降。于是，大量挑选性格和善的警察看守重犯。杨惠娟作为重犯，被捕以来直接为她“服务”的区看守所胖看守、市重案组中年女内勤以及现在的王姐都是按上述原则特地挑选的。

    大约过了15分钟，王姐将重型联体镣铐上脚镣的一只黑色镣环，锁在杨惠娟左脚还戴着的狼牙脚镣镣环下面的牛仔裤上，并立刻打开左脚狼牙脚镣的银色镣环。接着这种cao作又在杨惠娟的右脚重复了一次，这样一刻也没有得到过自由的双脚上已经换了脚镣。“手腕还疼吗？”听到王姐问话，杨惠娟知道这个“笑面虎”（这是换过脚镣后她对的王姐评价）又要给她上手镣了。经过这段时间按摩，她的手腕确实也不那么疼了，于是对王姐笑了笑，慢慢伸出手来。转眼间，王姐用力提起连着重铁链的黑色手镣，“咔嚓、咔嚓”两声，把它完整地锁在杨惠娟双手上。

    被捕才一周多，杨惠娟关押地点改换了四次，身上镣铐组合更有七、八种之多。每变化一次镣铐，都要试着活动一下，看看它的“功能”，已是她例行的“功课”。这种“功课”开始还需要别人提醒，慢慢地就变成了自觉行为。这次没等王姐开口，杨惠娟自己站起来，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拘留室。她尽量将双手向上伸展，感觉毫无阻碍。简单的数学运算可以证明这一点：举起的手要比头顶高出50cm，加上她170cm的身高就是220cm，减去180cm的连接铁链长度后，尚有40cm的缺口。脚镣镣环离地有10cm，手镣镣环离指尖也有10cm，再加上脚镣镣链受拉还能上移15cm、手镣镣链下垂也有5cm，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暗自推演无误后，杨惠娟对这副联体镣铐没有限制双手的运动空间很满意，但凭借身体感觉知道它的威力主要还是体现在重量上。至于如何克服重量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她想等吃过午饭，补充些能量后再进行“研究”。

    大概是因为提前“入住”（按孙组长原计划，审讯还要进行整整一个下午）还没有布置好或不愿再布置的缘故，除一张单人床外，拘留室里空空如也，与前几天的星级宾馆待遇真有天壤之别。对于这些杨惠娟毫不在乎，坐牢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又不是度假？只是没有电视可看，了解不到外界信息，还是稍微有些遗憾。对此，杨惠娟只能希望明天的牢房里有电视机（根据前面经验，估计这里也只将暂住一晚）。

    12：00午餐餐盒送来了，但没有桌椅可放可坐。酷爱整洁的杨惠娟不肯坐在地下将就，只能以极大的毅力，承受着7、8公斤锁链（一副手镣加2/3根连接铁链）的重量，抬起双手捧盒进餐。一顿饭下来，血印未消的双腕又被压得青紫起来。

    坐在床上稍事休息之后，杨惠娟端详起身上的新刑具来。这种沉重的联体镣铐，好像也出现在女英雄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想起来了！出现在电影里，由张玉红扮演的达斡尔族女首领傲蕾·一兰，在沙俄监狱戴的就是这种长链联体镣铐。影片中傲蕾·一兰还从被囚禁的木笼里飞出铁链，正中沙俄侵略者的额头，足见连接铁链之长。戴着这种镣铐的傲蕾·一兰，只要身体稍微一动，就会传出刺耳的锁链撞击声。这与戴手镣基本可不发出声音，戴脚镣只在行走时出镣声有很大不同，不知道自己戴后是否也是这种效果。想到这里，杨惠娟猛地站起身来。果然，原先垂落在地上的连接铁链突然被拉起后，导致链环之间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站起身来的杨惠娟又一次把锁着手镣的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她感觉手腕的承重增加了很多。仔细分析也不奇怪，除脚镣镣环（每环重量是1公斤）外整套刑具的重量都施加到手腕上，没有13公斤也有12公斤，能不感觉重吗？于是她又将双手下垂，尽量让连接铁链多落几节在地上，果然手腕上压力减轻了一半以上。但这样会不会增加脚的负担呢？她试着走了几步，与前几天只戴脚镣相比真的沉重了许多。她想，应该是双脚必须拖动留在地面上那半条连接铁链（约产生3.25公斤额外负担）的缘故，看来走路时还得把整条铁链提起来。于是她提起全部的连接铁链继续迈步，果然脚踝的压力重新减至只戴脚镣时的份量。这时她发现，为减轻手腕承重，自己正不自觉地将尽可能多的铁链捧入手中，以致于一部分连接铁链也进入了由摊开的两个手掌组成的小平台里。在潜意识里，她作出了用手臂肌rou分担镣铐重量的科学选择。

    做完这几个动作后，杨惠娟突然记起电影里的傲蕾·一兰，就是按她刚才找到的这些规律做动作的。在怒斥敌人时，静止不动的傲蕾·一兰双手自然下垂，让连接铁链的重量尽量传递到地面；被押出牢房时，傲蕾·一兰或手捧铁链或用力手拽铁链，努力由身体更多部位的肌rou来分担本只有手腕和脚踝承担的重量。想必拍摄期间，演员张玉红一定是与这副镣铐朝夕相处，否则又怎会对它的脾气摸得这样熟。杨惠娟不由佩服起张玉红